上阵父子兵
1 02 2007年 近日南方一份周刊刊登了一篇反对反伪科学的文章,声称打击伪科学会打击科技创新,举的例子是:“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两位研究RNA的美国科学家,而
在20世纪90年代末RNA研究刚进入国内时,方舟子就联合国内一些学术权威对之大肆批判,说‘RNA水平研究’是‘杜撰’、‘痴人说梦’和‘招摇撞骗’
云云,将中国的RNA研究扼杀在萌芽中。”这真让我哭笑不得,不仅这个事例纯属捏造,而且我恰恰自己就做过所谓“RNA水平研究”,曾经是去年诺贝尔化学
奖唯一得主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·孔伯格的同行,和他有一面之缘。
上个世纪90年代初,我还在美国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的时候,也正是对真核生物的转录现象研究最热门的时候。世界上的生物可以分成两大类:细菌、蓝藻等低
等生物的细胞没有真正的细胞核,叫原核生物,其他含有真正细胞核的生物则统称真核生物,包括人。转录现象是最基本的生命现象之一,它指的是遗传信息从脱氧
核糖核酸(DNA)传递给了核糖核酸(RNA),也就是说,如何以DNA做模板来合成RNA。为什么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一套基因组,却会出现不
同的形态和功能呢?这就跟转录过程的调控有关。癌症、代谢疾病等多种疾病,也与转录出现了异常有关。
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比较简单,一般是由一个RNA聚合酶和一个转录因子来完成的,在上个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对它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了,大家就开始转向和我们
的健康更密切相关的真核生物的研究。这时情形变得极为复杂。不仅真核生物的RNA聚合酶要比原核生物的复杂得多,而且其转录过程需要众多蛋白质因子的参
与,已知大约有60种,最主要的是5种普遍转录因子,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导师首先发现的,也是我当时的研究课题。这些因子有什么样的结构和功能,彼此之间是
如何相互作用的?显然,要阐明如此复杂的现象需要许多实验室的分工合作。
我有幸目睹和参与了这个巨大的谜团是如何逐步被破解的,错误的认识是如何提出而又被很快地纠正的。这项研究成果几乎是日新月异的。我记得当时《科学》杂志
曾请学界权威预测21世纪的科技进展,不少人都提到真核细胞的转录之谜将会得到破解。而其实进入21世纪不久,这个现象的奥秘大体上都已被搞清楚了。
既然这项研究如此重要,从中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这个领域的头面人物大约有四、五个人,我们当学生的有时候也会争一争诺贝尔奖委员会会
挑选出哪三个人。所以,当听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终决定只让罗杰·孔伯格一人代表“今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”(孔伯格的获奖演讲)获奖
时,我觉得有些意外,不由得胡猜会不会和他的父亲亚瑟·孔伯格的影响有关。老孔伯格同样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,并早在195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我和老孔伯格也有一面之缘。与小孔伯格是在参加学术会议时见到的,与老孔伯格则是有一年他到我们系做学术报告,我碰巧被系里指派负责放幻灯。老孔伯格研究
的是另一个基本的生命现象:遗传信息的复制,即什么样的酶在复制DNA。1958年,他发表论文报告说他从大肠杆菌中发现、分离、纯化出一种能够合成
DNA的酶——DNA聚合酶,并成功地在细胞外用这种酶合成了DNA。一年后,诺贝尔奖委员会以空前绝后的速度表彰了老孔伯格的发现:1959年老孔伯格
和他以前的导师塞韦罗·奥乔亚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,他是因为发现了DNA的酶合成,而奥乔亚是因发现了RNA的酶合成而获奖的。
这个奖颁发得的确有些仓促。在老孔伯格获奖十年之后,人们才知道,他所发现的DNA聚合酶并非细菌真正用于复制DNA的酶,在细胞内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另一
种新发现的酶——DNA聚合酶III。老孔伯格的酶(被命名为DNA聚合酶I)只是在DNA复制中起修补作用(不过,这种酶后来在分子生物学研究和遗传工
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)。值得老孔伯格欣慰的是,新的酶是他的二儿子托马斯·孔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发现的。托马斯现在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化
学教授。
老孔伯格的妻子是他的实验助手,他们一起共发现了一百多种参与新陈代谢的酶。他的自传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的题目叫做《为了酶之爱》。他的儿子能继承父业并发
扬光大并非偶然。他们从小就被老孔伯格带到实验室参与简单的实验,像罗杰·孔伯格说的,科学理性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。也许老孔伯格应该再写一本自传,题为
《酶之家》。
2007.1.29.
(《中国青年报》2007.1.31.)
(XYS200701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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